歷史達人程美寶:一條界線扭曲「省港」



  • 2014年4月14日(星期一) 文章短網址:https://www.pentoy.hk/?p=60383

    廣州與香港的關係,雖近猶遠——「近」是指地理上,相對北京上海這些內地大城市而言;「遠」則是認知及心理上距離——對深圳河以北的城市總有一種難以言喻的距離感。

    但在上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廣州與香港根本上是一同分享共同生活、吃喝的文化共同體。

    港產學者、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程美寶,通過歷史研究追查「省港」兩地的往昔面貌(也許今日同樣),實乃同一文化源流的群體。

    上星期她越過邊界來參加工作坊,以「『大陸(的)』與『香港(的)』﹕因邊界而製造的邊緣」為講題,要說的就是,唯有弄清過去,我們才不會將自己「邊緣化」成南方一個小島,也不會忘記、無視了所屬的文化根源。

    廣州當教授的香港人

    上星期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舉辦了一個名為「中國的邊緣與邊界」工作坊,邀來了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程美寶。她本在香港土生土長,大學時期於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攻讀,畢業後赴英國牛津大學深造,師從科大衛教授(Prof. David Faure)寫博士論文,一九九六年獲得中國研究博士學位。九七年六月,她開始在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工作,至今將近十七年。她的前半段求學歷程看似「正路」,至於英國牛津畢業後選擇到廣州從事研究,大概不是本地學者的「大路」選擇。

    傳媒思想限制比學術多

    大學時期修讀新聞,念碩士博士則從事歷史研究,由「追新」轉而「考古」,為什麼?她笑,說﹕「人人都識那句『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啦」,「新聞與歷史,在我來說是同一件事。研究『歷史』,容許我有時空上的距離感,從更多個方向去認識一件事情。我跟很多同學講,不是所有學生畢業後都去當歷史學家,但歷史學的訓練其中一項是documentation,通過對文獻的批判與分析、時序的羅列,你會明白很多事情同時發生時,除了『前因後果』,還可以如何呈現或理解他們?我倒覺得有好的歷史訓練才能做出好的新聞。」完成博士學位後,她曾在香港的報社當過約兩個月的編輯,但在newsroom待過的經驗令她發現,傳媒對思想的限制較學術空間還要多。於是,即使當年在廣州大學可領的薪金只有香港的十分之一,她也毅然決定出走到廣州中山大學當副教授,爭取更廣闊的、無論是在空間或學術資源上的研究。

    香港友人經常給她的一道問題﹕在內地大學還不是對學術自由有更多的掣肘?「事實是很矛盾的。香港是國際大都會,視野應該廣闊,但這裏的日常生活會主導了你、每年學院裏的行政時間表又主導了學者的研究。反而內地具水平的大學(中山大學是教育部直屬大學),平台很大,視野較闊。以我在中山大學的歷史系為例,這裏有五十名教師,香港的大學反而沒有這樣的資源——因為『歷史』被認為『無用』,教授只有十個八個。在內地大學,單是同事這個群體已經很多元,可以百花齊放。雖然質素參差,但因數量大保證了一定有人才在當中。而我也有不少機會跟國內外最好的大學、學者交流,加上九十年代起大學增加資源,我也可以出國學術交流。」

    「另一樣是學術傳統,很多人都誤以為中國只有一樣叫『馬克思主義史學』。歷史學是深厚的學科,在中國大學所呈現的學術更為完整——例如研究涵蓋了不同的年代、方法、方向。內地的學者有不同的學術傳統,很多上一輩學者是在民國時期受教育,又或是外國讀書,他們正正就是建立第一代現代史學的學者。一九四九年之後他們仍留在大陸,至今可以說是薪火相傳。」這是她在中山大學工作了十七年的體會。當然,北上生活(其實她經常強調「廣州其實唔係咁北!」),加上那條政治上仍然存在的邊界令省港兩地的生活始終有差異,但她也沒有選擇讓一些她認為要堅持的追求和細微的觸覺,被「生活」磨蝕。

    堅持六四不願「聯歡」

    去年三聯出版的《北漂十記》中,有一篇是她寫的有關自己在廣州生活十多年的「中期報告」,記下了一些也許是未能,又或者是沒有打算要完全「調適」的生活小節。例如她人在廣州,每次經過廣州的真光中學,看見那裏的校徽跟她的母校香港真光女書院的校徽有所不同——八角星改為五角星,「爾乃世之光」五字不見了,即使她不是基督徒,也覺得不是味兒。在教學方面,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藏獨」、「台獨」不能在課堂「提倡」,「六四」在課堂上也最好不要多談。不在課上談,但她以行動表明心志﹕「某年畢業生要在六月四日舉辦畢業聯歡晚會,我就跟主辦的同學說明我不願意在這天『聯歡』,也就沒有應邀出席,他們也十分理解。」在大環境下忠於個人的認知與直覺,即使微小,也是對遺忘的抗逆。

    「省港澳」為何變「粵港澳」

    對於廣州,很多香港人都覺得那裏是「鄉下」,甚至是「大陸」的一部分——因為一九四九年後,深圳河這條劃分「香港」與「大陸」的政治界線,令我們漸漸忘卻廣州這個名城曾與南中之南的香港屬同一文化群體。「行政的界線,扭曲了我們對省港關係的認識,而錯誤的認識會扭曲歷史。」中港之間是有矛盾,但不應因此放棄認清大家的機會,而自困於僵化了的二元對立的思考之中,把明明大片而擁有多元文化的土地想像成只有一種顏色的「大陸」,忘記了「省港」兩處曾幾何時是一體,有着同樣的文化源流。

    戲班名廚 兩地流動

    她以一些個人日常生活體驗說明這數十年來「省港澳」緣何逐漸變成「粵港澳」,而此中又代表有什麼被扭曲了。「小時候在香港中秋節月餅盒的廣告標語明明是寫『馳名省港澳』的,至九十年代中後期開始逐漸少聽到『省港澳』這個說法,人們更多掛在嘴邊的是『粵港澳』。」因為「省」其實並不等於「廣東省」或「粵」,「省」是指「省城」,即「廣州城」。省與港,實是廣東兩個可堪匹敵的大城市。當然,「香港」作為城市也是後起之秀,以成為英國殖民地的一八四二年作為起點。

    「另一例子是『省港班』,即是在省港演出的戲班。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最興盛最顯赫的戲班,只會選擇在省港兩地上演,他們不會下鄉演出的。『省港班』的劇目較適合城市人的品味,道具布景較堂皇,演員多是名角,如薛覺先、馬師曾和白駒榮。那時候薛覺先來香港,他的戲迷便來香港;他在廣州演,戲迷又到廣州又會去看他。可以說,解放前香港的精英文化來自『省城』,而『省港』兩個地位相當的城市,分享同一文化,可說是同屬於一種文化的群體。」聽到當年的「粉絲」路遙遙來往省港兩地追星,不可思議。她說,這兩個城市在生活、娛樂層面有互補作用,「如二三十年代,似乎是廣州的飲食較香港佳,所謂食在廣州,香港的食客會去食好嘢;而香港上環、油麻地的酒家,又會以重金禮聘廣州名廚來港而作為招徠。甚至是妓寨,由於省港兩地政策各有不同,『產品與服務』各有不同特色,客人從雜誌得知有關信息便會來往兩地觀摩。又例如廣州很少泳灘,於是很多廣州人會到香港泳灘去體驗」。只是到後來,兩個城市因為政治的劃界而「掰開」了,人口流動亦受限制。「由五十年代至『自由行』之前的期間,「上面」(廣東)落嚟難,『下面』(香港)上去較易,但兩地的交流也沒有中斷過,最難的時期,即很多人偷渡到香港的時期,也有人『返鄉下』,所以珠三角、廣州與香港的關係沒有中斷過。」

    廣州學生熟香港民情

    此外,由於省港兩地文化同源,大家也說廣東話,廣州與香港的關係,不僅限於旅遊、購物,對於香港發生的事情,廣州與附近一帶能接收更多香港資訊的地區,都能身同感受。「香港的新聞、事情會影響廣州及附近的鄉鎮地區。現在好些廣東省市的青年人都留意及從事社區保育活動。我曾個別跟他們傾談,當中有些坦言是以香港為榜樣,如香港的皇后碼頭、囍帖街的保育運動,他們都知道,甚至來港拜訪過香港的保育人士。所以我覺得很多人來香港,是想看看他們沒有的東西,也許是無形的、精神上的、制度上的,就如之前所提及過的,那些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交流。」筆者記起,上星期中大的工作坊裏,聽眾亦大都是內地生,當中更不乏來自廣州的學生,休息時段不少學生都熱切地向程教授以廣東話發問,而從問題也可見,他們對香港頗有深刻的認識,「但反過來說香港學生呢?真的未必對廣州有如此認識了。」她說。

    近半年程美寶在城市大學當客席教授,更多機會接觸香港媒體。她發現連新聞報道方向、對事實的理解也踏進了將「省」當成「粵」的「誤區」﹕例如政府有關「自由行」的統計,更沒有顧及廣東及珠三角一帶與香港的特殊關係,只當他們都是來港購物的大豪客,凡事以有形的「消費金額」作則﹕「我在中山大學認識的人之中,幾乎無一例外都有至親在香港,他們來港都會探親、拜山、購物,甚至替家族中人打理生意;又或只是來看電影、聽演唱會等等。這些『消費』在旅發局的統計數字都未反映出來。做當代研究,我們需要數字及仔細的統計,否則只會得到片面的印象,而當這個印象慢慢變成一種『謾罵』,便反映這個社會很不成熟。」過量旅客自然令香港難以負荷,但當所有陸客都只被看作購物的外來遊客,便無視了省港兩地曾經有過的親密交流。

    廣東話之源在西關

    廣東話自然是廣東文化精粹的表現。早前有過「捍衛粵語」、粵語是否方言的討論;有人會問廣州的廣東話與香港的廣東話,是否不同的腔調?哪一個才是「正統」?其實,所謂「標準廣東話」,其源頭不在其他廣東城市,而是在廣州的西關。

    「廣東話以省的名字來命名,但同在廣東的潮州話、客家話都不會是『廣東話』。其實香港人或香港自開埠以來的主流廣東話,即學校老師希望你在課堂所說的、在公共廣播、電視等媒體所使用的『標準廣東話』,其語音都來自廣州西關的『西關音』。」清代的「省城」(廣州)是南海、番禺地區的縣治(行政中心)。至清中葉十八十九世紀,由於商人階層在這裏聚居,於是形成了一個「骨子的」(decent)、清晰的語音,而這種語音逐漸成了人們對廣東話的無形的追求。

    階層性語音 非地域性

    「西關話並非一種地域性(regional)的語音,而係階層性的。尤其當時社會教育令你向上流動,所以社會上的人會追慕着這種話來演變。當時學者J. Dyer Ball寫一份給英語讀者的廣東話教材,他認為『西關話』(West end speech)就是 proper Cantonese。自十八十九世紀以來約定俗成便用了西關音為『標準廣東話』。至香港開埠以後,大陸移民九成以上來自珠三角,各有不同的方音,當中有錢的那批人多來自西關,而他們的語音遂變成了香港『廣東話』的主流。」所謂西關,即今日上下九一帶。隨着廣州也經歷了人口遷移、拆遷,當然現在在西關當然未必能聽到正宗的西關口音。

    但記憶中在廣州的廣播中聽到的廣東話,確實跟香港的廣東話有點不同。「五十年代以前,廣州香港兩地的口音不是相差很遠,因為廣播主持都是同一班人,如李我、胡章釗等。至上世紀五十年代解放後,兩地口音有過偏離,因為廣播文化、語音發生變化,廣州廣播的語音變得更高昂,尤其在革命氣氛愈演愈烈的時候,香港人聽廣州的廣播可能會感到不舒服,其實連廣州人聽着也覺得不舒服。直至八十年代,香港電視劇初進入珠三角播放,廣州與珠三角的觀眾反而覺得親切。至近五六年,兩地的語音又變回『一體化』,靠向香港廣播的聲音。」程美寶分析說。

    文 蔡琇瑩

    編輯 方曉盈

    sundayworkshop@mingpao.com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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