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婉婷說《秋天的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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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問: 鄺保威、朱佳夢
    整理:鄺保威、朱佳夢、老蕙兒

    當導演最重要是人生經驗和眼界夠開闊,在紐約的生活與朋友開闊了我的眼界;竟然可以認識黑社會老大而且能夠成為朋友,在香港太難有這樣的機會,因為香港的階層分得很清楚,學生與黑社會之間不會有交集。
    在紐約我認識了很多非法移民,他們在文革經歷很多艱辛,卻不會計較得到甚麼,也不會問為何世界對自己不公平,只要有兩餐一宿已經很滿足。經過苦難後,對生活的要求降到最低,也學會知足。香港人挺幸福,一生都沒有甚麼大苦難,沒有戰爭也逃過了文革。
    認識了這些人,讓我的人生也轉變。我懂得聆聽別人說話,在紐約這個地方,只要是黃皮膚黑頭髮的都會放下了所有成見和包袱,做朋友。
    後來我遇到成家班,我很尊重他們。他們雖然沒讀過書卻學到那麼多東西;他們的聰明機智簡直比所有人厲害。我惆悵以前沒有學「七小福」,所以現在做不了一字馬。將自己學到的與別人拉平來看,才知道教育最終的意義,其實就是接觸到不同背景的人時,不讓自己自卑或自傲,把大家放在平等的位置。
    起初大家以為我是小女孩,連邵氏的那些人都叫我不要當導演。但拍完《非法移民》後,大家都把我當成美國回來的導演來尊崇,我覺得很好笑。後來我得到一個最佳導演的金像獎,之後開戲就變得比較容易,這是最大的收穫。
    《秋天的童話》是一個延續,其實我還是講身邊的人,唐人街那麼多奇形怪狀的人還未講,我便繼續寫。船頭尺就是皺皮檸,他是我見過最有趣的人,十三妹也是根據我自己讀書時的經驗寫成。
    秋天的童話,當時大家都沒聽過這麼奇怪的名字,為甚麼取這個名字,因為好聽,沒甚麼原因。有老闆還以為是秋天的圖畫,問我為甚麼是圖畫,他們不明所以,我卻堅持己見。我拿著劇本去了很多地方,幾乎見了所有大老闆,都沒有人要。
    去到嘉禾就好點,他們要,但男主角卻不是我堅持的周潤發,他們要我試試用許冠文。許冠文演戲很好,但他沒有那種浪漫感。我要的一個經常說髒話的流氓,但他身上有一種浪漫感覺。全港九新界可以當爛鬼又可以浪漫的,只有周潤發一個演員。
    《傾城之戀》還沒出的時候,羅啓銳幫周潤發和阿B(鍾鎮濤)寫了一套戲叫《殺妻二人組》,阿B是男主角,他和周潤發就計劃怎樣殺老婆。周潤發演戲真好。認識他以後,我們覺得他實在是很棒的演員,有喜劇感,可以悲劇,可以浪漫,也可以很爛鬼。全港九新界沒見過一個演員能這樣,所以很堅決用他。
    那時候我跟周潤發說,讓我預他一份,雖然沒簽約, 彼此互信,一言為定。最後我找到岑健勳當出品人,他在德寶做電影公司掌權人。我把劇本給他看,他第二天就說好。鍾楚紅很適合周潤發,比較嬌嬌女,像讀書人,她有這種氣質。戲裏面有個有錢仔,無事就去紐約玩的那種,陳百強就非常合適,一看就是有錢人,而且經常出去混。
    出國費用很高,所以我沒帶很多人去。Crew全部用回《非法移民》的那群班底。攝影師找了我的師兄,當時碩士班的人還不會拍長片,他也是第一次拍feature(劇情片),所有人都是第一次。
    我和羅啟銳帶了副導演就過去了,只和他倆因為副導演要跟演員溝通,有些演員英語不是很好。其他crews全部紐約的,而且他們都住在自己家。他們按通告時間坐車過去,但是已經超支了,過了三百萬以後,我就要讓室內景回香港拍,就是船頭尺的那個房子,外面畫得很漂亮的那堵牆是在紐約拍,但一進房子就是在香港拍。
    因為沒錢帶紐約的團隊回來,所以我們在香港找了另一位美術指導。把唐人街的全部照片給他看,他根據資料搭建了兩層的背景。另一位其實也不是兩層,只是樓梯位置那裏扮成是兩層,場景也是分開的。走廊和樓梯是一個位,鍾楚紅的房間又是另外一個位,周潤發的又是另外一個位,分開幾段來拍。
    室外沒有錢搭,就免了吧。在紐約,在室內肯定會見到紐約的大廈,那裏也沒辦法,只有用燈做一下。老土船頭尺的家也很老土,沒辦法,那時候沒有錢。我沒錢把我的攝影師帶回來,便找了鍾志文做攝影師,他幫我拍室內的那些。原來的紐約班底回到香港就換作全部香港班底了。
    岑健勳他一直支持我,其實我在紐約拍時,他也不知道我拍了些甚麼。有一場戲是周潤發跑了好長一段路去追車,要用很大的車隊來跟他跑,還要一直跑,很難對焦定位。路上不知道是五十尺還是一百尺,於是叫一些人,每五十尺站一個在那搖旗,但也跟不上,所以要周潤發拍很多次,累得他跟我說:導演,我好像來跑步,沒怎麼演戲。我說:是的,這個跑步很重要。那時候要找黃昏的感覺,不能像現在這樣後期調色,每天拍到五點多,我就讓他們先拍跑步戲。周潤發問:每逢五點跑步,為甚麼?而且跑了十天還沒跑完。
    拍攝很擾攘,我們沒有經驗,製片來視察,看了毛片以後就說不行。那時的毛片是後期配音的,沒有聲音,需要有很好的判斷能力,才知道做得好不好。
    我決定全部拍完才剪,不喜歡一邊拍一邊剪,因為怕節奏不對。而且以前剪接,修改很慘的,加減兩格菲林需要很大工程,剪完了也不知道從哪找回那條片段。後來幫我剪接的人也頭暈,因為我讓他們將被剪掉的都貼在板上。有一次我見到哥普拉的剪接團隊佔領了整整一層樓,從助手到助手的助手就只是貼這些,然後看回這些號碼作登記。下手剪接的只是一兩個,而且有一兩個是來巡視的,其餘的都在貼。
    當時差一點拍不下去,因為被人報告說我們拍得很差。能否拍室內的那些戲,我們要帶毛片,回來讓公司看再作決定,如果覺得不好,岑健勳就不要那片子,不再浪費那筆超支的錢。岑健勳說其實所有電影拍了四分三以後,先剪一下,修改了再拍,這樣挺好的。那時我剪完就覺得有些室內的不用拍,但有的則要多拍一些,修正以後,我們的劇本就好一些。
    拍攝那時安排得很緊,因為周潤發去紐約拍戲的時候已經變成了巨星。我們拍之前,《英雄本色》已經出來了,我記得他那時候還沒跟我簽約,他可以不做的。《英雄本色》出來以後很多人去找他,很多人用錢找他過去拍,有十幾二十套,連黑社會也來了。那時候我擔心周潤發不來,他只是口頭答應了。所以臨走之前我就問他,是不是來做的,他就說:我答應過。我就做,你先去,我會跟著去。我很感激他,有義氣,但太多人找他,他只能給一個半月的期給我。
    在紐約,大部分先拍他的戲,他走了以後就拍鍾楚紅單獨的戲。那時候我作為一個新導演,對於這麼趕的期限,不懂怎麼處理,而且我們的班底也沒拍過feature。我們不懂商業片的拍攝檔期安排,沒有做過,所以挺亂的。
    劇組很多部門不是很協調,就連演員的衣服我也要管,很多事情要我做決定,所以在現場我沒怎麼說話。尤其開始剛做導演,不怎麼懂得跟別人溝通,有很多擔心,也不懂跟別人講,想自己解決,還被別人認為是一個很酷的導演。後來才知道應該讓每一個部門去想,讓他們給我一個答案。
    新導演有很多限制,那時候我也問自己拍這套電影行不行呢;雖然我和班底們看了都知道是可以,有時候也有點點動搖。嘉禾的老闆也曾經提議,不如改成在旺角拍,起碼有幾百萬人知道在哪,唐人街的爛鬼,誰會認同呢,只會有幾千人看的,這樣去想也挺憂慮的。
    我惆悵之際,在拍周潤發送十三妹的那場戲,戲味比較重;那一場周潤發在十三妹面前裝著沒事,說會去看她。但十三妹的車走了,轉彎的時候,周潤發的樣子開始變,很難過很不捨得,就想多看她幾眼,於是就走過去。我讓他一個鏡頭做完,從很開心到很難過傷心的表情。整個唐人街的人都來看他,黑社會也在,警察也在,上千人在那圍著,嘈得很厲害,我們無法工作。
    一開始周潤發就硬著頭皮演了,他的表情開始變,變得很難過,全場立刻靜下來了。大家見到他的樣子也替他難過,我自己也挺難過,他忍著淚出鏡。全場都靜了,我忘記喊停。
    終於喊停,全場拍掌,我也在拍掌,再辛苦也是值得的。這事不常發生,能抓到一個時刻就夠了,演員也不用拍第二次,演第二次也演不出來。在一個合適的時間想到一些合適的事情,然後表達出來,傳達給人們,讓人們能靜下來,這就是魔力。
    從那一場開始,我決定要堅持繼續拍下去,不能再搖動。我很幸運見到這個時刻,不是所有演員都能做到,都能傳達出這種魔法。魔法不是經常發生,但它發生了會讓你覺得值得。
    每天起來,通常我第一個到現場。周潤發最後一場我也在現場,我一直在想,想著想著,就想到心情抑鬱。但是我既然拍了,難道要放棄?無路可退。
    現場那麼多問題,肯定會有出錯,一千個問題,起碼都會答錯四百個問題,但也要逼著自己面對,逐一解決。人都會有錯,有時候錯了也不知道,也有可能錯有錯著;總之當時想到的最佳答案就說出去,然後逐個問題去解決。
    或者人生每件事都不能看得太重,雖然我努力去做。壞了就壞了,也是沒辦法。所以每天我回去,就先獎勵自己一頓大餐,或者叫製片買一些好東西吃,然後大睡一覺,tomorrow is another day。
    美指、攝影比第一套進步了。紐約秋天的光線是很漂亮的,現場的光很多斜陽,我們經常挑好時間來拍周潤發的那場跑戲。那時候沒有現在香港那樣分秒必爭的拍攝時間表,容許有些時間去等光。等光到了適當的位置,剛好去到頭頂才拍,因為愛情故事真的要攝影和美術漂亮的。
    我們等到秋天才來拍,拍戲在八十年代是這樣的,要不是周潤發紅了,我可以有更多時間去拍。那時候不會一個人接幾部戲,一次拍一部。不像後來九十年代,而且攝影也不是逐個小時算錢的。大家輕鬆點,可以等光線、等秋天。
    拍戲時,樹還沒黃,我們就噴一些顏色上去讓它更漂亮。沒料到被警察拉,告我們破壞公物。最後我跟美指要上庭,法官問我爲甚麽要噴樹,我說是為了畫面更漂亮。我們用水溶性的漆料,可以擦掉的,我們沒有毀壞樹林。他說如果我去香港噴你們的樹你會怎樣,我就說如果噴得好也好。法官氣壞了,還好不是很大的事情,沒有留案底。
    這部戲的配樂是盧冠廷,他的主題曲寫得很好。不過那時候不流行,也沒有出原聲光碟。尤其是最後那一段,拍周潤發走的那一段,樂器是逐層加上去。一開始只是一個吉他,走到中段到直道向著鏡頭,就吉他加長笛,吹得很好聽。到鍾楚紅的車上橋的時候,再加鋼琴。整個節奏就這樣去,最後走到很遠,一個在橋底一個在橋上面,開始開禮物。
    那時候是盧冠廷包了整個配樂來做。全用上真樂器,配樂不是那麼貴,不知道他是不是找朋友去演奏。他找到很厲害的鋼琴師,他再找十幾個小提琴家。這個不能用電子音,會不像,而且那時候不流行。現在的配樂前面用真樂器,後面就用電子音樂,真的聽不出來。我們無錢去找香港管弦樂團,只能找他的朋友。
    那時候沒有錢做現場收音,也不流行這樣做。配音配了很久,因為我要確保演員自己配音,那時候周潤會發找其他人配,鍾楚紅也是。配音師很奇怪,我認為這是基本原則,因為聲音是戲的一部分,不可能叫別人去配。
    配國語我挺生氣的,因為他們要找配音員配,所以國語配音員的聲音,我也要自己去聽,輪選,看看哪把聲音自然一些。
    因為我很仔細很在乎選配音員,所以出來的效果也不是很差。《非法移民》的女主角是我自己配的,因為沒有人會說她們的話。唐人街女孩的聲音沒有一個人會,而且配音員不會講英文,於是我用廣東話自己配。配完以後他們都說我的聲音挺有趣。
    麥當雄要找人來幫他配《午夜麗人》。於是我去應徴,他就說是你嗎?這次是配一個舞女,你沒甚麼經驗,然後帶我去舞廳裡體現生活。作為一個導演,他真的很認真,真的叫製片帶我去舞廳體驗生活。後來我就幫他配了那個舞女。
    製片帶我去體驗的,舞女大班就問我平時幹甚麼的,我就說沒甚麼做,她問我的工作時間怎樣,我說無所謂。她說讓我過去跳茶舞,時間五點到九點,月薪也一萬多,我說挺好的。我問羅啓銳,如果我去跳茶舞,你會不會來當我男友看護我,我也想著跳一會,但要守身如玉。
    他不肯,於是我跳不成茶舞,錯失了這個機會。《午夜麗人》是八五、八六年左右。我還沒有拍《秋天的童話》之前的,沒有人知道我是導演,只是聽到我的聲音挺有趣,就讓我去試音,我沒事做就去了。
    其實到現在,我都認為我不值得得到這麼多,票房也很成功,那時候沒有人會想到這部戲的票房會那麼好。他們只安排了兩個星期檔期,然後就要上一套卡通片,《老鼠也移民》而且簽約了。沒料到到最後這卡通片每天收五十幾萬,不能落畫,於是岑健勳很生氣的去找潘迪生,因為他簽了這個《老鼠也移民》。
    於是我們要找其他的戲院讓它繼續上,找到其他的讓我繼續上,最後賣了二千八百多萬,那時候文藝片來說很厲害了。而且我們拿了很多獎,雖然有個魔力在那裏,但我從來沒想過有甚麼會得到。甚至在拍完回香港前,我還跟工作人員說,我走了,可能這是我最後的戲,回去可能被炒。
    訪問於2007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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