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之前的東北人還是識得好賴嘅


  • 土匪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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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匪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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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usong 東北淪陷,失去國軍保護,土匪進村搞土改,挑撥階級矛盾,農村凋敝。

  • Citi 薯皮親衛隊 花生友

    :lomore-brain: 「好賴」你老母


  • 老一輩東北人對共產黨大都懷恨在心,武器靠蘇軍,殺人有比例,所謂「中共得民心」之說完全是站不住腳的。

  • @訪客

    @lousong
    現在新一代東北年輕人,以李碩爲代表的投機份子也並不反匪,而是反所謂關內、南方等地域集團。當然比在毛時代的所謂根紅苗正,在列寧化過程中獲得利益的所謂東北工人階級那代人相對好一些。

  • Citi @親衞隊

    @親衞隊 呢啲「漢人」學左成年居然連通順既粵文句子都寫唔出黎,睇怕佢已經自我否定左「漢共同體」

  • @Wetdiet

    @wetdiet

    國語書面語早就定爲北方官話爲主的白話文體。臺灣亦是如此,沒有說一定要會臺灣話纔能形成共同體。這種話術不堪一擊。

    我詢問你個人關於回族獨立問題,你也不願意回答,按照親衛隊的混帳邏輯,我是不是也可以認爲你反匪不徹底。

  • Citi @訪客

    @畫眉鳥 主要係唔想理你,你既詭辯對我係冇效既,我亦無打算同你形成咩共同體,你明顯冇拉攏既價值

  • @Wetdiet

    @wetdiet

    不必拉攏我了,我不反對回獨不代表我會衝到第一線支持你們,拉攏這裏的港獨吧。

    針對回獨我還想問一句,雲南回族也不少,那邊如何處理?

  • Citi @訪客

    @畫眉鳥 你可能有所不知,本人正是云南各族穆斯林語言拉丁化的召集人之一,我精通云南穆斯林民族的語言,而且云南穆斯林嚴格來說應該與我們是不同民族,不過基於教派因素而團結,我們目前打算打碎此一教派枷鎖,我們以前對他們的壓迫也太嚴重了。

  • @Wetdiet

    @wetdiet

    那我可不可以認爲你們也希望在雲南至少劃分出一塊土地獨立建國?而非整體遷徙到陝甘寧建國?

    還有本人對中國境內的穆斯林羣體瞭解非常有限,處於漢地的特別是中國南方的穆斯林,未來如果中共崩潰,你們會讓他們遷徙回西部地區麼?他們願意麼?

  • Citi @訪客

    @畫眉鳥 你未搞清一個事實就係云南穆斯林根本就唔認為西北穆斯林係一體,但係基于教派建立小共同體。所以回獨嚴格意義上係唔存在,但係要講泛伊斯蘭民族想獨立就係漢人迫既,各伊斯蘭民族主張聯合起來的構想目前已經成形,最近某些人氣急敗壞要抵制泛回回思潮。我地而家已經統合左,目前就係趁西北經濟差中共無錢崛起,只要表面上愛國愛黨,實利可以俾我地,東部回族想唔想黎唔重要,佢地留係東部反而可以做我地係漢人群中的橋樑。

  • @Wetdiet

    @wetdiet

    好,我大概明白你說的這些了,那麼西北回族和雲南回族既然不是一體的,那回族這個民族實際上是個假民族。只有泛伊斯蘭民族纔是真正意義上的宗教民族。所以纔會有獨立建國的想法,這點沒搞錯吧。

    那如果未來在中國西部建立了回教國家,目前雲南地區的回民會願意離開雲南,遷徙到西部國家生存麼?還有就是是否能談談你們和反突厥主義的關係,據我所致很多新疆東突勢力更認同反突厥主義。雖然他們也同時信仰伊斯蘭教。

  • Citi @訪客

    @畫眉鳥 應該可以說回族本來就是人造民族,本來回民/回回=穆斯林,現在是回族=戶口本上某以漢字書寫為主的各民族集合體,所以既然是沒有真正的連繫,那到不如就拆開重構成原來的模樣。目前我們老回回=漢人穆斯林,但由於部分回回外貌上完全不同,于是我們弄了一個數百人的DNA計劃,結果發現我們居然混了不少蒙古和突厥血統,主要血統是漢人,但共通點都是有波斯血統,那我們就是波斯人了,古代的回回語也是漢字寫波斯語為主,這是有傳承關係的。部分回族是以波斯語為日常用語,我們與高原塔吉克族語言也大致相通,所以我們是中國波斯人,但是發現這個也太屑,畢竟血統大半都是漢人,乾脆把這個也拋棄了,轉而懷抱以伊斯蘭為核心的新一輪建構

    云南穆斯林構成比較複雜,他們主要認同本土主義,所以我說會打破與他們的建構,他們想留在中國還是獨立由他們自己決定,他們願意來西部的就來西部。泛突厥主義要看民族,撒拉族就沒有多少泛突厥主義,維族最多,哈族次之。

    要是說泛突厥主義,算是不主流的思想,我們的思想還是傾向于泛回回主義,不等同伊斯蘭主義,就是以符合回回世俗法律而非以教法治國,而是一個世俗國家,容忍其他宗教的存在。目前泛突厥主義與我們是共融在一起的。

  • @Wetdiet

    @wetdiet

    非常感謝你作出如此詳盡的回答,雖然不少目前也無法理解透徹。但能隱約感覺到所謂的構建依然處在非常複雜混沌的狀態。而且內部意見分歧也不少。

    我比較關注你說的泛回主義中的所謂世俗部份,這方面的構建甚至高於所謂的泛突厥主義這種完全民族主義的構建,視角能放寬,落實在政治博弈上,就具備更大的統戰空間。

    漢人目前來看屬於非常世俗化的一個民族,所以如果完全是按照世俗法律賴治理國家,而又能尊重保護漢人利益的話,我不認爲西北漢人是泛回主義的對立面,相反更給予回教國家貢獻資源。

    類似大馬一樣,甚至優於大馬的政治,畢竟回人使用漢語比例要遠遠高於馬來人。

  • @Wetdiet

    @wetdiet

    不知你如何看待大馬這個國家,穆斯林和漢人之間的關係?

    是否你心目中理想的回教國家形態?也就是少民構建秩序,享受權力,漢人則提供資源,享有一定自由。類似這種東亞世俗穆斯林國家。

    附送一張大馬首都吉隆坡照片。說實話風格完全性冷淡。神似日本城市。自認爲比香港甚至新加坡還要耐看,具有高端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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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iti @訪客

    @畫眉鳥 你識條鐵,二千幾萬人百花齊放思想多元係好正常,即使你講既大一統漢人成十幾億思想都好唔同,你亦都唔駛分化漢人出黎,漢人改宗伊斯蘭就係回民,回回文化係一種認同,民族係想象共同體,只有愈來愈大,包容更多既人先有未來。

  • Citi @訪客

    @畫眉鳥 我哋會做得比大馬更好,唔會有宗教局,亦唔會有穆斯林至上,我哋目前點睇前景都光明過大馬,你唔駛吹水話關心漢人,我哋係疫情期間創造左數以萬計既就業崗位俾漢人,派左成年半飯俾成千上萬漢人,邊似你咁除左吹水乜都冇做,關心漢人,你都配?

  • NewM @Wetdiet

    @wetdiet 他的問題不單單是種族主義,如果僅限於此還是能通過以理服人。他最嚴重的問題是長期說謊和自私誘發了精神錯亂。伊斯蘭教裡應該也有類似佛教中“妄語”的戒律,他的情況就是嚴重犯戒後產生的果報。所以同他講理毫無意義,罵他也容易污染版面,起底曝光他是最低成本高收益的手段。

  • @Wetdiet

    @wetdiet

    如果真能做到你說的地步,比大馬的環境還要寬容自由,我想會變成抗戰時期的延安,會成爲整個中國大陸進步青年嚮往奔赴的地區。而非現在人們印象中的西北荒漠乾旱之地。

    未來回教國家將成爲沙漠中的一片綠洲,無數飢渴難耐的自由派漢人都會投奔與此地,爲你口中的回教國貢獻自己的力量。

  • @Wetdiet

    @wetdiet

    中共當局對於漢人的自發組織最爲敏感,打擊力度也最大。而對於穆斯林則要考慮到統戰需求,所以纔會放寬你們的自組織,自然你們也可以利用這個寬鬆的環境來做一些事情,收買人心。這點完全是中共政策不同所導致的。而非什麼漢人本身垃圾劣等。更非我一人可以改變。

    我希望可以好好討論這個話題,本次討論中我作爲漢人對你們穆斯林羣體表現的非常尊重,希望你不要被某些人帶偏了。

  • NewM @訪客

    @畫眉鳥

    比大馬的環境還要寬容自由,我想會變成抗戰時期的延安,會成爲整個中國大陸進步青年嚮往奔赴的地區。

    傻缺。匪就是匪,哪來的什麼寬容和自由?無非就是宣傳到位,欺騙性強。你把延安比作民主自由地合適嗎?

  • Citi 薯皮親衛隊 花生友 @訪客

    @畫眉鳥

    :lomore-brain: 睇嚟民國派偉大領袖天神九頭鳥先生好鍾意中共

    我想會變成抗戰時期的延安,會成爲整個中國大陸進步青年嚮往奔赴的地區

    去種鴉片?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b5/2017/09/09/834037.html

    中共在延安時期的特產是什麼?鴉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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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覺哉在日記中多處提到中共在延安時期經營「特貨」、「種某物」等。「特貨」就是鴉片,證據如下:

    其一,在上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用「特貨」指代鴉片是一個約定俗成的普遍用法。在貴州從事鴉片生意18年的商人伍效高,回憶自己經營鴉片業的經歷,就說到「續辦特貨。……代理……鴉片購銷業務」。(《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下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0頁)當時鴉片商人以「特貨」指代鴉片,經營鴉片的商行被稱為「特商」,鴉片稅也叫「特稅」。

    其二,特貨以「兩」為單位,且價值奇高。按1942年延安市主要物品價格比較,該年12月,小米一斗為125元(邊幣),而特貨一兩是1400元。(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陝西省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期間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摘編》,以下簡稱《財經史料》,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四冊,第438-439頁)

    這意味著,特貨一兩,值小米11.2鬥,特貨一斤,值小米5376斤。延安時期,糧食供給「標準每人每天吃糧一斤四兩,只軍隊多些,每人每天一斤八兩。」(《財經史料》第六冊,第453-454頁)以此標準計算,只需約1000斤特貨即可解決一支一萬人的軍隊的一年的口糧問題。

    其三,當年軍隊走私鴉片產生的糾紛案中也提供「特貨」即是鴉片的信息。1942年8月24日下午,邊區政府財政廳副廳長霍維德率領禁菸督察隊到綏德義和鎮「督征特產兼查緝私貨」,「區政府即向督察隊報告,當時並說龍國華在義和鎮私販煙土」。龍國華為留守兵團供給部管理科長,當時在其住處(出差住店)搜出鴉片30兩。龍國華態度強橫,拒絕接受檢察,與督察隊先謾罵進而相互毆打。事後,11月12日,留守兵團組織部寫信給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說被搜出的鴉片不是龍國華的。龍國華在給賀龍等兵團領導遞交的報告中說,督察隊「將店內收(搜)出之特貨,誣認為我所購」,同時還告了霍維德一狀,說他「以殘酷手段對待革命同志,實有違黨中央之政策」,要求為自己清洗恥辱。林伯渠收到材料,轉給了財政廳。(見史誌誠主編:《陝甘寧邊區禁毒史料》,以下簡稱《禁毒史料》,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261頁)在這個事件中,「特貨」、「鴉片」、「煙土」是同義詞,清楚顯示「特貨」就是鴉片。

    其四、中共內部秘密文件透露的情況。1943年8月1日,延屬地委發布了一個關於禁種特產規定的秘密通知,由時任延屬地委書記張邦英、代專員王震、延屬分區專員兼延安市市長曹力如聯合簽署。「秘密通知」多次提到「煙苗」、「煙戶」,要求:「(一)立即深入的調查留有煙苗之人家、畝數、收穫量,以便有計畫的進行沒收,最低限度公家要沒收到全收入的80%。(二)在沒收時,煙戶最多只能留到20%。」此秘密通知中提到了「特貨」,顯示「特貨」即是「煙苗」的出產品。其要求第四點說:「各縣現存之特貨,無論舊存或新收均立即送交專署,統一出售,不得拖延,不得隱瞞,也不得在下邊出賣,續收到的,應隨時送來論價出賣。」「通知」最後強調「以上辦法,只作執行之準則,不許宣布,並須嚴格切實執行,對群眾仍稱沒收處罰」。(《禁毒史料》第137頁)

    其五,銷售鴉片人員的直接回憶。據當年受邊區政府財政廳委派,專門在隴東專區負責鴉片貿易的梁愛民回憶:「1941年11月,我調到了財政廳禁菸督察處,被派往隴東專區,從此開始了商業貿易。為了增加收入,支援抗戰,我們秘密經營大煙土。我黨是嚴禁吸毒的,經營煙土必須秘密進行。為了方便,我們不叫大煙土,而稱其為‘土貨’或者‘特貨’,後來稱做‘肥皂’,論條論塊,最後正式定名為‘土產’。」(《延川文史資料》第三輯,1988年出版,第99頁)要瞭解中共在延安時期為何經營「特貨」、「特產」,需要瞭解陝甘寧邊區的財政經濟。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紅軍被改編成八路軍和新四軍,每月國民政府撥款60萬元(法幣)。

    從1937年到1940年,陝甘寧邊區的財政收入主要靠外援,比例佔到51.69%-85.79%,合計為82.42%。外援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國民政府撥發的經費,二是海外華僑及後方捐款,而前者為較多。(《財經史料》第六冊,第13、427頁)由於國共軍隊衝突,1941年1月發生了「皖南事變」,在此之前的1940年11月起國民政府即停止撥款,繼而對邊區進行封鎖,從而使邊區的財政經濟陷入了極大困難。按毛澤東的話說,「困難真是大極了」,但是又「渡過了困難」。(《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東北書店1948年出版,第748頁)那麼這個困難是怎麼渡過的呢?

    一個辦法是征公糧。1937年徵1萬石(擔),1938年徵1萬石,1939年徵5萬石,實際收到分別是13850石、15971石、52251石。(《財經史料》第六冊,第453頁)而1941年猛增到20萬擔。當年徵糧雖然達到了任務,但引起老百姓很大不滿,故而第二年減少了4萬擔。1948年2月18日,西北財經辦事處(陝甘寧邊區和晉綏邊區財經工作的領導機構)公布了一份報告——《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其中對陝甘寧邊區1941年起的財政困難,以及開展「特產」——鴉片貿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都做了簡潔、清晰的概述。

    為了渡過難關,1941年,通過開發食鹽、加強稅收工作、清理公產、發行建設救國公債(618萬元)、徵收公糧(20萬石)、公草(2600萬斤)、禁止法幣發行邊幣(1054萬元)等動作,想盡了一切辦法,「經過整年的幹部動員,縣長、縣委書記親自帶上運輸隊露宿風餐,往返運鹽,徵糧工作團有的除夕還在催收糧款,大家都拖疲了,群眾也煩了,年終結帳還差568萬元(佔歲入22%),不得不祈靈於印鈔機」。

    該年「雖然勉強叫各級黨政軍人員沒受凍餒,但是人民的負擔已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了」,「機關部隊斫公樹,拆廟宇,毀鐘,挖墓,在各縣成為一時的浪潮,至於燒酒販毒等違法行為,更是司空見慣」。「一九四一年直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尚因為庫空如洗不敢確定統籌統支的方針,愁煞了當時的財政當局。元旦那天,財廳長親自帶上武裝緝私,到保安司令部軍需處繳獲肥皂十三箱,這十三箱肥皂就成了一九四二年統籌統支為主的財政方針之物質基礎。」顯然,這裡的「肥皂」不是普通肥皂,否則如何能成了「統籌統支為主的財政方針之物質基礎」?

    「一九四二年春季邊區各縣特產,又為下半年的財政打下雄厚的基礎,八月後新貨收起,再加下半年稅收增加,各機關部隊繼續從事生產自給,這樣就勉強的渡過了一九四二年。這一年特產收入139,623,000元,佔全部歲入40%……由於財政上找到了出路,大大減輕了人民的負擔」。

    所謂「財政上找到了出路」,就是種植罌粟、販賣鴉片。隨後即談這個「特殊財政內容的根據」:「邊區財政若想打破難關……除大量生產外,則必須藉助於特產。」報告稱:「靠陝北三寶(食鹽、甘草、皮毛)輸出,也很困難,甘草因運費大,不能大量出境,絨毛多自用,出口很少,只有食鹽尚可能維持,經黨政軍大動員,一九四三年才運出價值72709萬元的食鹽,佔全部輸入13.50%,絕不能解決問題。」「靠印鈔機更是危險,1943年八、九、十三個月發行邊幣十億元,就使邊幣與法幣比價從六元跌到十三元。」「一九四二年邊區自產特產並專利代銷晉綏的特產,不但解決了當年的財政困難,還盈餘了27%(108773000元),支持了一九四三年春季的財政,一九四二年也靠它解決40.82%的財政收入。」之後,算是開始過上「豐衣足食的日子」。

    「一九四二年邊區高幹會上,毛主席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政工作總方針,一九四三年初為統一陝甘寧、晉綏兩解放區財經領導,成立西北財經辦事處,由賀龍親自領導。」該年,「特別主要的是這一年晉綏給以很大的幫助,送來大量特產,並由陝甘寧代銷晉綏特產抽20%的貿易稅,作為財政收入,其餘作為財政家務之積累,這樣建立了雄厚的家務,使黨政軍人員生活,進入相對的豐衣足食程度。但是,另一方面也發生了嚴重的貪污和鋪張浪費現象。」(《財經史料》第六冊,第15-21頁)西北財經辦事處的報告較為簡略,有些具體的情況還可以從陝甘寧邊區負責財經事務的財政廳和負責物資進出口事務的貿易局、物資局的報告中獲得,並可相互印證。

    陝甘寧邊區被封鎖之後,最大的問題是棉花、洋紗、土布、軍工器材、電訊器材、醫藥器材等物品需要大量購入,尤其是棉花和布匹。邊區棉花缺口甚大,負責物資進口的貿易局估計,1943年全邊區政府與人民需布20萬匹,為此需棉花300萬斤,而邊區所產不過100萬斤,200萬斤「需依靠貿易機關幫助解決」。(《財經史料》第四冊,第175頁)棉花等物資需要大量外購。外購拿什麼去交換?主要就是靠「特產」。

    1942年邊區貿易局所做的總結說:「在出口貨物中,特產佔出口總值的68.66%,食鹽佔13.59%,二者共佔出口總值82.25%,如不算特產,食鹽則佔了出口總值半數左右,佔邊產品出口總值的三分之二。由此可見,運鹽出口還是邊區對外貿易中的命脈。」從中可以看出,如果不算特產,食鹽則顯得非常重要,但如將其與特產相比,真正的命脈無疑是特產。

    1943年,邊區銀行研究室主任蘇子仁在討論《邊區金融總結》時說,解決邊區財政問題的方法有三個:「1、收稅;2、借債;3、膨脹通貨。在邊區稅收(包括公糧、貿易稅等)不夠開支,公債行不通,不採取通貨膨脹,困難就難以渡過。事實上幾年來我們解決問題所依靠的物質力量,按其重要程度排列次序是黑(特產))、黃(公糧)、綠(紙幣)、白(食鹽)」。(《財經史料》第五冊,351頁)他說得很明白,在邊區財政中,「黑」——特產的重要性排在第一位。所以,特產在邊區財政中尤其重要。財政廳對1942年的工作總結透露:「戊、特產營業為了彌補本年財政預算3000萬元的巨大赤字,並為明年財政奠定基礎,不得不利用特產營業以渡過難關。全年共收99022181元,若連存貨則達11000餘萬元,佔本年全部財政收入的42%強,這說明瞭本年如無特產營業,雖有各機關生產,仍難渡過難關。」(《財經史料》第一冊,第171頁)(全文1.5萬餘字)……(以上文位元組選自《炎黃春秋》雜誌)

  • Citi 薯皮親衛隊 花生友

    :lomore-brain: 女學生做老幹部性奴嘅所謂「民主聖地」?

    网易真话|延安女性:被计划的婚姻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373813.html

    12月4日,首个国家宪法日,作为献礼片的《黄克功案件》全国公映。3天前的12月1日,这部电影刚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超高规格首映式。

    电影以1937年延安的“黄克功枪杀案”为蓝本。红军干部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枪杀女学员刘茜,由革命功臣沦为杀人犯,被公开审判处以死刑。

    黄克功案件的一大背景在于,延安“男多女少”导致女性缺口巨大,军队干部对于婚姻的需求与“恋爱自由”观发生了矛盾。

    在现实中,这一矛盾的解决以由组织包办收场,以此保证较高级干部的优先配偶权。现代中国婚姻制度中的计划色彩,亦由此延续多年。

    初期:浪漫主义

    1937年“七七事变”后,16岁的太原友仁中学学生董秋月在家中留下一张字条,便乘火车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十五队学习。

    到延安后她改名“刘茜”。刘是为感念为自己争取上学机会的表姨妈刘映荷,茜草是红色染料,表达对革命的向往追求。
    随着革命对于社会的动员,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奔赴延安,其中不乏像刘茜这样的女性知识青年,从中产阶级家庭出走,投奔到革命的麾盖下。

    根据1939年延安《中国妇女》杂志的统计,当年7月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时有学员近500人,其中出身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占比80%以上,绝大部分年龄在20岁左右。

    革命的宣传把她们出身的家庭一概作为落后甚至反动的对象,青年人固有的叛逆意识和成长需求遭到强化。在旧伦理被委弃、新道德未建立之际,婚姻与恋爱自由曾一度在革命队伍中蔓延。

    在回复追求者黄克功的信中,刘茜这样呼吁:“我们都有恋爱的自由,谁都不能干涉对方的交友!”26岁的黄克功当时已是有着十来年革命经历的红军干部,时任第十五队队长,也就是她的直属领导。

    在革命知识青年中,还一度流传着苏俄女革命家柯伦泰的“杯水主义”。她认为,革命者常常生死未卜、朝不知夕,且个人生命空间几乎全部被侵占,因此,“应该利用那极短的几个钟头内的自由——毫无束缚,也没有责任。”

    冲突:枪杀事件

    据该案判决书,“黄克功向刘茜追求不已,送钱赠物,要求结婚,而刘茜感觉黄克功过于纠缠,发生反感,曾经表示拒绝,并给以劝诫与批评。黄克功失望,更听信谗言,以刘茜在公学已另有爱人,去信责备,同时更迫切地要求结婚,但刘茜绝不愿意,亦不给以答复。”

    考虑到当年延安的男女比例和婚姻现实,我们就不难理解黄克功为何对刘茜如此穷追不舍、逼婚甚急了。

    朱鸿召在《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一书中披露,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出发时9万余人,最后到达陕北的幸存者只有4000人,其中女红军50人,比例为80:1。到1937年底至1938年初,男女比例上升为30:1;到1941年,达到18:1。

    巨大的女性缺口,使得男性在择偶时几乎达到饥不择食的地步。而这些城里来的文化高、气质佳的女学生,则成为人人争抢的“俏手货”。
    据《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中描述,女大学生在延河边洗脚,对岸常有男同胞列队观看,女生挤眼笑道:“瞧,咱们的‘尾巴’又来了!”时间一长,女生将常来河边的男人呼为“河防司令”,其中还有后来的开国元勋。南方姑娘钟路遭“围追堵截”,窑洞门缝、衣服口袋塞满字条,人称“被围困的女八路”。

    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颁布以前,延安沿用针对旧式婚姻制度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但是由于战争影响,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不是非常严格。

    例如,条例规定的结婚年龄为男子20岁、女子18岁。在后来审讯时,被问及为什么要求16岁的刘茜与之结婚时,黄克功答:“她的身体已发育完全了,不像是16岁的人。”

    1937年10月5日,延河岸边起了两声枪响,逼婚不成、自认为名誉受损的黄克功结束了刘茜年轻的生命。在创造良好环境、留住知识分子的形势压力下,毛泽东坚决支持判处极刑。6天后,延河岸又一声枪响,黄克功被执行枪决。

    在公审现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告诫革命同志:“在这民族存亡绝续的关头,希望我们的青年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恋爱的纠葛上面。不谈恋爱自然是最好。”

    接着他又说,“革命队伍里的终身伴侣,首先应该在政治上、思想上有共同的信仰,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这个讲话表明了革命组织对于处理恋爱婚姻问题的态度立场,即“革命+恋爱”的模式。

    组织包办

    男性占主体、女性稀缺的现实,在革命队伍中引发了不稳定,因此不得不以组织名义来包办婚姻,或者说是保证较高级别资历干部的优先配偶权。

    梅剑主编的《延安秘事》中记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的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80%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
    “革命的同志男女问题,首先要遵从组织决定。我们对一个‘爱人’的要求,也正像对任何同志的要求一样,脱离不了‘阶级尺度’。”有史料记载,当时延安恋爱结婚的条件有“二五八团”和“三五八团”之说。前者是指男性年满25岁,有8年军(干)龄,且是团级干部。后者指男女双方必须都有3年党龄,年龄之和为50岁,且有一方是团职干部。

    1938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流鼻血旧疾复发,需休养三个月,组织上考虑要派人照顾,就到陕北公学第五队女生队挑人。“经过五队支部研究,以为最合适的人选,是于若木。因为于若木是中共党员,而且历史清楚,政治上可靠。”2个月后,于若木接受组织安排,与大她14岁的陈云结为夫妻。

    曾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职的莫文骅回忆,抗大校长林彪的婚姻问题也由组织安排解决。当一名女学员被带到校长室,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时,林彪当头一句就是:“我们结婚吧?”一点思想准备没有的学员吓到了,“哇”地一声哭着推门而出,边跑边喊:“我不干!我不干!”

    革命队伍中大多数干部从小就参加了革命,他们没有接触过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女子,更没有恋爱经验。对于一些知识女性来说,老干部只习惯于吃饭、睡觉、打仗,两人没有共同的情趣和爱好,甚至他们表现出的暴躁与粗野让女青年无法接受。

    裴毅然讲述过一个离休女干部的自述故事。她接受文工团的上级安排,和一位比她大14岁的正团干部结婚,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对方性格暴躁,动辄“老子枪毙你!”有一次还将她殴打致左腿骨折。她要求离婚,组织科长批评她:“他对革命有贡献,对待革命功臣应该热爱。你的小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不准离婚!”

    延安还有“临时夫人”。据沈容《红色记忆》记载,有两位苏联联络员提出找“临时夫人”,组织便挑选说合。他们回国时临时夫人结束任务,并不跟着走。女干部沈容十分不解:“我从来认为恋爱、结婚是神圣的、自由的,怎么可以由组织分配,而且还是临时的?真是不可思议。这两位女士都不懂俄文,真不知道他们的夫妇生活是怎么过的。”

    当初逃离旧家庭包办婚姻的女青年们,却在革命大集体中再一次遭遇包办的命运。她们追求的个性自由和自我掌握命运被革命的需求替代了,构成她们命运的一个怪圈。

    这种组织包办婚姻的做法,之后几十年一直沿用,影响了几代人的婚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结婚仍需经组织批准、打介绍信。

    “救救母亲”

    对于延安女性来说,更大的恐惧在结婚之后。

    “生孩子实在生怕了,十年生了九胎,现在肚子里又怀孕了。”自从1928年5月和毛泽东结婚以来,井冈山上、长征途中、陕北延安,20多岁的贺子珍因多次怀孕生子,身体越来越差,以至于在抗大学习期间晕倒在厕所里。

    周末夫妻、平时分居的生活模式下,家庭的功能严重萎缩,不足以承担抚养孩子的功能。女性一旦发现怀孕征兆,几乎本能地选择打胎。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描述了延安女性“厚颜的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的去吃着坠胎的药。”

    旷日持久的战争对于人口资源的需求是巨大的。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保育儿童决定,明确规定“严禁打胎。有特殊情形者,经医生证明及当地政府规定,才可经医生打胎;私自打胎者以犯罪论。”
    另一个出路是,孩子生下来后送给老乡抚养。然而,这种违反天然母性的做法带来的创伤是巨大的。1943年,石澜生下第一个儿子后,“当婴儿第一次向我发出天使般的微笑时,我是多么的陶醉啊!但就是在这时,上级却通知我,要我把婴儿送给别人,而且联系好了,送给王家坪附近的一户农民。因为舒同要到前方去,我必须随他同行。这是大局,我别无选择。当我把自己的幼儿,从怀中用双手托起交给一个陌生农妇时,我的心都要碎了。”

    当初奔赴延安的知识女青年们,都是怀抱着一腔抗日救亡、改造社会的崇高理想和革命热忱。不结婚是不可能的,她们会被当做制造谣言的对象;结婚后一旦怀孕生子,绝大多数只能自己抚养,由此被讥讽为“回到家庭的娜拉”,这意味着在革命序列中掉队,再度沦为落后分子。

    1942年3月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曾克的《救救母亲》一文,直陈革命女青年为人之母后的种种矛盾困境:“她们有了孩子,她们便被一根无形的绳索捆缚在一个狭小的笼子中了!她们迈不开脚步,向学习,向工作,去进取她们自己的希望。”

    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通过对不同社会层次妇女的观察,感受到这并非简单的肉体或精神疼痛,而是进退两难、动辄得咎的险恶生存环境。

    然而,在紧随而来的整风抢救运动中,丁玲不得不公开表态,否认之前提出的问题,将自己的观点、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

    (文|黎凤 主编|张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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