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下乜係《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同點解制定約法先：
《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係我國在行憲之前的訓政時期，所頒行的最高法典，是法於中華民國20年（1931）5月12日由國民會議制定，同年6月1日由國民政府公布施行。此时的“约法”相当于国家的基本法：由当时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实行“一党训政”、“一党领政”，实务上施行党国体制，以提升国家与国民达到施行宪政的能力为目标。在1928年至1947年宪法施行之前，即为训政时期。
民國17年（1928）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但不久各方即因裁軍政策產生摩擦，導致馮玉祥、李宗仁、閻錫山等人陸續與蔣中正以武力相抗，最終在民國19年（1930）爆發了中原大戰，汪兆銘且籌劃在北平另行組府，另倡議《太原約法》的對立方案。在《太原約法》的刺激下，國民政府正式研擬了《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以資依循，於民國20年（1931）6月1日頒行。中國國民黨即依「軍政、訓政、憲政」的治國規劃，展開執政。
以下係《約法》具體條文link：
《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具體條文
接下來係正文。
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釋義 （緖論）
吳經熊 金鳴盛
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是我們現行的憲法。憲法的性徵，在實質上講，牠應該是規定國家政治組織的法律；在形式上講，牠的地位應該比一切普通法律來得高，牠的效力應該比一切普通法律來得強。依照普通的說法，憲法就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約法的內容，於國家政權治權的運用，都有相當規定；末了一章，對於約法本身的地位和保障，也有相當的規定。所以約法的性質，實在和憲法差不多。現在憲法草案尙待國民大會採擇施行，我們的根本大法，就祇是這個約法；那麽這個約法自然是我們現行的憲法了。
訓政時期約法旣然是我們現行的憲法，爲什麼不稱他做「憲法」，却叫做「約法」呢？足見得約法除憲法的一般性徵之外，還有牠的特殊性徵。約法的特性，可分兩點說明：
第一，一般憲法一方面賦有最高性，其地位比任何法律都高；一方面又具有一種永久性，不明示其適用的時期。有些國家的憲法，雖則常常可以修改，或者在憲法法文中，規定每經過若干年必須修改一次；但就整個憲法而言，决沒有明認牠祇能在某一時期內適用的。約法的情形那就不同，其適用祇以訓政時期爲限，所以標明爲「訓政時期約法」。將來一入憲政時期，就另有正式的憲法(第八十七條），不適用這個約法。訓政時期中央原定爲六年，在這個短促的時期內適用的約法，自然不需要什麽修改，所以約法全文，根本就沒有怎様修改的規定。訓政時期的約法和憲政時期的憲法，是兩種不同的東西，從約法改變到憲法，和普通憲法本身的修改絕不相同。我們從這一點上講，可以說約法祇是臨時性質的一種憲法。
第二，所謂訓政時期，是中國國民黨以黨建國的歩驟之一。從各省軍事底定之日起，至省內各縣自治完全成立之日止，這中間所經過的期間，就是訓政時期(建國大綱第七條及第十六條)。訓政以前的軍政時期，施行軍法；訓政以後的憲政時期，施行正式的憲法；惟有訓政時期所施行的乃是約法(孫文學說第六章及中國之革命第二節)。軍法可以說完全是以黨的立場來制定施行的法，憲法可以說完全是以人民的立場來制定施行的法。施行軍法的軍政時期，可以說是純粹的黨治；施行憲法的憲政時期，又可以說是純粹的民治。至於訓政時期的約法，則爲黨和人民共同制定信守的法。在人民的立場講，這個法是人民託付中國國民黨去實施訓政的法；在黨的立場講，這個法，又是國民黨準備交出政權所必需的一種法。所以黨和人民，在約法的關係上是互相聯繫著的。建國的過程，從黨治以入於民治；這個約法可以說是一條過渡的橋梁。我們從這一點上講，又可以說約法是過渡性質的一種憲法。
約法全文的前面，載有一個「導言」，說：『國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設中華民國。旣由軍政時期入於訓政時期，允宜公布約法，共同遵守，以促成憲政，授政於民選之政府。茲謹遵創立中華民國之中國國民黨總理遺囑，召集國民會議於首都；由國民會議制定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如左。』這個導言，就很明白地表現出他的特性。所謂「旣由軍政時期，入於訓政時期，允宜公布約法，共同遵守；」這就指明約法的適用，限於訓政時期。所謂「以期促成憲政，授政於民選之政府」；這就明示約法祇是一個過渡的法律，而不是國家經常的根本大法。
約法旣具有臨時性和過渡性，所以牠的內容，比較的簡單；有些地方，沒有像通常成文憲法來得完備。約法全文共祇八章八十九條，而國民政府宣布的憲法草案就有一百四十八條。掌約法和憲法草案一比較，自然約法要簡單得多。
約法的臨時性和過渡性，是約法的兩個特點。此外又有一個更重要的特點，就是約法的「孕育性」。大概在國家開創組織，或政體變更之始，正式憲法一時未及制定，就常常用一種臨時的法律來倣過渡。例如德國革命成功後，一九一九年的國民會議，在憲法制定(該年七月)以前，就先制定(同年二月)一個臨時政府組織法。我國辛亥光復時代所定的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以及民國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的臨時約法，也是臨時性質的一種過渡法律。如果訓政時期約法的性徵，祇是牠的臨時性和過渡性之兩點；那麼牠就該和這些法例的性質完全相同。不過這些法律的制定，其目的祇在使正式議會未經召集，或雖經召集而憲法一時未及制定的時候，來做一個臨時的救濟。換句話說，這些法律，完全因爲憲法來不及制定，才有制定的必要；要不然的話，那就一定直接制定憲法，不必多此一舉了。訓政時期約法的性質，那就不僅僅是一個臨時的救濟；其制定的目的，却别有所在。我們在軍政吿成之日，馬上召集議會，制定憲法，表面上本來沒有什麼不可。就是制定約法的國民會議，也就很可以制定一部憲法，不一定更要什麽約法。所以約法的存在，如果拿憲法來不及制定的原因來解釋,是不對的。
原來訓政時期約法，一方面固然可以說是一個臨時的過渡辦法，一方面却又是未來憲法的一個必需的基礎。約法的目的，乃在造成可以施行憲政的一種新環境，而爲實施憲政的準備。沒有約法，那就根本談不到憲法，這就是約法的孕育性。要瞭解這個孕育性的意義，必須瞭解革命方略所謂訓政時期的意義。總理在同盟會時代，已將建國程序分作三期：一爲軍法之治，二爲約法之治，三爲憲法之治(見同盟會宣言)。這個程序，就是後來革命方略所定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的淵源。軍政和憲政中間為什麼一定要行訓政？訓政的內容是什麼？以及不行訓政有什麽流弊？總理遺教中有很詳盡的解釋。現在把扼要的幾段話摘在下面
『故中國今日之當共和，猶幼童之當入塾讀書也，然入塾必要有良師益友以教之。而今日中國人民初進共和之治，亦當有先知先覺之革命政府以教之。此訓政之時期所以爲專制入共和之過渡所必要也。』(孫文學說第六章)。
『我中國人民久處於專制之下，奴習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訓政時期，以洗除其舊染之汚，奚能享民國主人之權利？此袁氏帝制之時而勸進者之所以多也』(同上)。
『夫中華民國者，人民之國也。君政時代則大權獨攬於一人。合則主權屬於國民之全體，是四萬萬人民卽今之皇帝也。國中之百官，上而總統，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僕也。而中國四萬萬之人民，由遠祖初生以來，素爲專制君主之奴隸，向來多有不識爲主人，不敢爲主人，不能爲主人者，而今皆當爲主人矣。其忽而躋於此地位者，誰爲爲之？孰令致之？是革命成功而破壞專制之結果也。此爲我國有史以來所未有之變局，吾民破天荒之創舉也。是故民國之主人者，實等於初生之嬰兒耳。革命黨者，卽產此嬰兒之母也。旣產之矣，卽當保養之，教育之，方盡革命之□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訓政時期者，爲保養教育此主人成年後而還之政也。在昔專制之世。猶有伊尹周公者，於其國主太甲成王不能爲政之時，已有訓政之事。專制時代之臣僕尙且如此，况爲開中國未有之基之革命黨，不尤當負伊尹周公之責，使民國之主人長成，國基鞏固耶？惜乎當時之革命黨多不知此爲必要之事，遂放棄責任，失却天職；致使革命事業，祇能收破壞之功，而不能成建設之業。故其結果，不過僅得一中華民國之名也』(同上)。
『訓政時期所最先着重者，在以縣爲自治單位。蓋必如是，然後民權有所託始，主權在民之規定，便不至成爲空文也。今於此忽之，其流弊遂不可勝言。第一以縣爲自治單位，所以移官治於民治也。今旣不行，則中央及省，仍保其官治狀態，專制舊習，何由打破？第二事之最切於人民者，莫如一縣以內之事。縣自治而未經訓練，對於中央及省，何怪其茫昧津涯？第三人口淸査，戶籍釐定，皆縣自治最先之務。此事旣辦，然後可以言選舉。今後先顚倒，則所謂選舉，適爲劣紳士豪之求官捷徑，無怪選舉舞弊所在皆是。第四人民有縣自治以爲憑藉，則進而參與國事可以綽綽然有餘裕；與分子構成團體之學理，乃不相違。苟不如是，則人民失其參與國事之根據，無怪國事操縱於武人及官僚之手。以上四者，情勢顯然，臨時約法旣知規定人民權利義務，而於地方制度付之闕如；徒沾沾於國家機關，此所謂合九州之鐵，鑄成大錯者也』(中國之革命第四節辛亥之役)
『由軍政時期一蹴而至憲政時期，絕不予革命政府以訓練人民之時期，又絕不予人民以養成自治能力之時間；於是第一流弊，在舊汚末由蕩滌，新治末由進行；第二流弊，在粉飾舊汚以爲新治，第三流弊，在發揚舊汚，壓抑新治。更端言之，卽第一爲民治不能實現，第二爲假民治之名，行專制之實，第三則並民治之名而去之也。此所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同上)。
我們在實施憲政以前，必定要施行訓政；所以在正式的憲法制定以前，必須有一個訓政時期的約法。訓政是憲政的前提，因此約法也就是憲法的前提。我們拿約法來孕育憲法，所以約法又有一種孕育性。
總之，訓政時期約法的作用，在建國的過程上，不僅是一座臨時搭架的橋樑，却和整條大道上的土方一樣。沒有土方，那就無從加蓋路面；沒有約法，也就永遠不能完成憲政。
約法的性質說明後，現在把制定約法的機關和約法制定的經過，大略說一說：
訓政時期的約法，應該由那一個機關來制定，總理遺教中雖沒有明白規定；但約法旣然是黨和人民共同制定信守的大法(見前)，自當由黨和人民的代表共同組織的機關來制定。民國十三年總理北上的時候；曾經主張召集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當時總理雖沒有主張要國民會議制定約法的話，但這個國民會議的組織，却包含人民團體代表和政黨代表在內(見北上宣言)。因此，在北伐完成，全國統一的時候，中國國民黨就主張召集一個國民會議，來制定黨和人民共同信守的約法。
民國十九年十一月中央舉行第三屆執行委員第四次全體會議，主席團就提出召開國民會議提案，略說：『本黨遵奉總理遺教，負民國建國之責任。民國人民應行使之政權，由本黨代理而行使之，以期保育民國之健全，而不爲專制餘孽之所毒害。在訓政開始之時，一切建國根大問題，應與國民共約，乃得齊一全國國民之心志，集中全國國民之能力，以立民有民治民享之基，而明本黨執政時期之責任』(見國民會議實錄前編第三十三頁)。這個提案當經大會通過，並决定以民國二十年五月五日爲召集國民會議日期。
民國二十年三月二日，中央第一三〇次常務會議，又通過一個議案，决定國民會議應確立本黨與人民共同遵守的約法。這個提案的全文說：『本黨秉承總理遺教，在此軍事結束訓政進行之時，召集國民會議，其目的在依遵總理所示謀全國之統一及建設的標準，於三民主義的訓政範圍以內，確立本黨與全國人民共同遵守之約法，使眞正的全民憲政。得循是實現。此種約法，爲中國民族整個的生命所寄。負訓政責任之本黨，不得不於再三鄭重考慮之後，定堅卓不移之決心；並應排除一切困難與謬見，根據總理所指示以確定其性質範圍與產生之方法，俾於國民會議樹久安長治之宏規』(見國民會議實錄前編第三十四頁)同年五月一日中央臨時全體會議，就把常會所擬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草案修正通過。
國民會議的組織，除由各地方之農會、工會、商會，教育會等職業團體選出代表外，並由各地方的中國國民黨選出代表參加(參照國民會議組織法第一條及國民會議代表選舉法第五條)。明示着這個會議是黨和人民共同組織的機關。代表總額五百二十名，其中由各省選出的四百五十名，由各市選出的二十二名，由蒙古選出的十二名，由西藏選出的十名，又由海外僑民選出的二十六名(參照國民會議代表選舉法第一條)。
民國二十年五月五日國民會議在南京開會。五月八日第一次會議，約法草案卽列爲議案之丁、當經決定先付約法審査委員會審査，並指定代表五十一人爲審査委員。該會審査報吿，經列入五月十二日第四次會議議事日程；當繼續舉行二讀會及三讀會，將約法全文修正通過。同年六月一日這個訓政時期約法，就由國民政府公布施行。約法制定的經過，大略如此。
末了，關於訓政時期約法制定的必要，約法的內容，和訓政的意義，國民會議宣言第二條，有一個扼要而且劉切的說明。茲錄示於下，以作結論：
『中國人民受數千年專制政體之束縛，無參加政治之機會，政治能力至爲薄弱。革命而後，不能由軍政一躍而入於憲政，必經過訓政之一階級。在此時期，行約法之治，訓導人民實行地方自治，使人民受充分之政治訓練，以與聞國政。中山先生遺教中，言之詳矣。今者國民政府旣已討平叛亂，國家實已脫離軍政而入訓政時期。本會議爰遵照、中山先生遺教，制定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交國民政府公布施行。此約法都凡八章八十九條，對於人民之權利義務，國民生計，國民敎育，中央與地方之權限，政府之組織等：均有切要之規定。其尤重要者。厥爲訓政綱領一章，用以確定訓政時期之政治綱領，與夫訓政時期中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之權責，庶由此而促成憲政。此爲任何國家憲法所無，而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所獨有者也。我全體國民，當知約法爲訓政時期根本大法，國家能否入於憲政，全視訓政時期之約法能否推行無限以爲衡。故全體國民對於約法，當共信共守，誓以全力擁護。有敢破壞約法者，視爲公敵，庶約法得保其尊嚴，而訓政得以完成，憲政得以實現』(見國民會議實錄正編第二頁及第三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