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軼2013年喺呢篇文章講述當年點樣確定果子狸係中間宿主
有幾點耐人尋味：
鍾南山可能中過招所以而家唔驚
2月18日，我一个人再去广州取标本。当时我有个偏执的感觉，认为没有找到禽流感病毒，是标本取得不好。香港的那对父子的标本就是这样，一开始的结果一个阴性，一个阳性，阴性的那个再取一次标本，做出来才是阳性，因为肺炎气管比较深，要鼓励病人咳嗽，把深处的痰咳出来，取深度标本。这一次去广州，我给钟院士打电话没有人接，当时就感觉有些不对劲，我找到了他的助手，一个副院长，问他钟院士是不是出事了，他说有一点，我说没事的，我去见他。当晚我就买了个果篮，去钟院士家里，我们就在沙发上对坐着，也没有戴口罩。他的脸色不太好，但烧已经退了。钟院士的确很了不起，他每天接触那么多的病人，中招也是难免的。
當年又係因爲兩會，夾硬話衣原體係源頭
2月23日清早，直接有一辆车在港大等我，钟南山先生也在车上，要接我到广州开会。下午的广州会议上，国家CDC（国家疾控中心）和广东CDC（广东疾控中心）的很多专家都在，前半段主要是中国工程院的洪涛院士和我在讲，后半段就是讨论。洪涛说他们发现的病毒是衣原体，而我本人犯的错误呢，就是还认为是禽流感，是H5，我说要继续追踪，而标本是关键，没有好的标本，就不能找到正确的病毒。关于能不能让我再带走新标本，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在广州住了一晚之后，第二天，2月24日，我得到了答复，通过高层领导的批示，允许我再带走6份新的标本。这次回香港我不用自己去坐直通车，有专车把标本和我一起送回港大，疾控系统的两名研究者随车，并且留在香港等待实验室结果。这种劳师动众，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实验室结果出来之前，2月28日他们突然离开回了广州，因为当时卫生部有了命令，必须在3月3日“两会”召开之前出结果，他们就对这边的研究不感兴趣了。
管軼認爲袁國勇搶功
我认为论文应该把钟南山他们也加进去，因为我们的课题是从跟他们合作开始的。但袁国勇和佩里斯不同意，理由是这个病毒是用香港病人的标本分离出来的，而不是内地的标本。这太不厚道，钟南山给我们的标本，让我们至少提早起跑了20天，怎么可以说没功劳？而且，内地的标本并不是分离不出病毒，2月19日我取的标本，我这一组自己分，后来就分离出病毒了，那个病毒就是目前人类最早的SARS冠状病毒，叫广州50（G50）。最后佩里斯写出来的论文里，依旧没有提到我们任何内地的合作伙伴，我很生气，跟他大吵了一架。这个事情，让我看到每个人都有自私的一面，这也是让我觉得很遗憾的地方，SARS研究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提升的过程，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团队分化的过程。
4月12日广州有一个新闻发布会，袁国勇、我和郑伯健三个人去的，这一方面是要给内地的同仁一个交代，因为港大的第一篇论文没有提到钟南山和他的团队，另外也想统一认识，希望内地不要再有两个声音，还在说病毒是衣原体。等火车的时候，我就跟郑伯健说，我想来想去，有种动物可能性比较大，就是果子狸，狸字我当时还不会念，问郑伯健怎么读。在火车上，我也跟袁国勇说了，结果4月16日下午，袁国勇就在香港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用粤语告诉媒体，他认为这个病毒是从果子狸来的。这让我很惊讶。
當年重開野味市場，好快就不斷檢測到病毒，12月又發現一例患者，最終促使廣東政府落決心清剿果子狸，清剿完之後就無新發病人了
野生动物在短暂的禁售之后，2003年9月份，又重新回到了市场上。我再去取标本，是10月22日。那天我买了9个动物，种类是5种，猪獾、狗獾、花面狸、貉和果子狸，我的目标已经很明确了。取回标本检测，这一批的9个标本，有7个都是阳性。11月份，每周我都会再派人去深圳取一次标本，有时我太太也去取。标本取回，进实验室检测。到12月份，病毒检测的阳性率就非常高了。12月份，我自己去了广州增槎路的野生动物市场，去了几次，一路检测过去，标本的阳性率越来越高。
12月24日的一例新发病人，当时广东省CDC还没有从标本中分离到病毒，只是拿病人的标本在做基因序列，只做出了一段，没找到病毒。开会的时候我就跟副主任许锐恒建议，把他们的基因序列送到香港去，我感觉这个病毒跟以往的不一样。他同意了，把手下的实验员调去香港，跟我们实验室的人一起比较，一个小时，结果就传回来了，这个新发病人的病毒，跟我们2003年10月之后取样的动物病毒标本完全吻合。
我的结论，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清剿市场上的宿主动物，果子狸。可能有人会觉得这很残忍，有没有必要？我只能说，这是经验，这是1997年香港禽流感时我们学到的经验，当我们清剿完了市场上的宿主动物之后，就没有病人了。
我们在会议上达成共识之后，钟南山院士又起了关键作用，他给广东省的高层领导打电话，陈述事情的严重性。我们1月3日回到香港，当晚，广东方面就召开千人大会总动员。我们约定从2004年1月5日开始清剿果子狸的行动，当天钟南山院士来香港做新闻发布会，广东CDC在广州做发布会。清剿从1月5日开始，到1月12日结束，我记忆中广东出现的最后一例病人是1月10日，总共5个病人，清剿结束之后，就再也没有了。这证明清剿再次起了关键作用，广东的野生动物市场，确实是SARS病毒的温床。
世衛當年已經尸位素餐
早在2002年11月中旬，世卫组织全球流感项目的召集人斯托尔（Klaus Stohr）到中国，在广州停留了一站，座谈中有广东省CDC的人。在这个会上，广东的专家就跟他讲了最近有一些非典型性肺炎的事情。这是关于SARS最早的信息。我也是这个全球流感项目的创始人之一，2002年5月就开始跟斯托尔共事，但我们当时没有从他那里知道任何信息，后来我们启动内部检查机制，他也是有过失的。
